文丨唐大杰（赛意企业研究所研究部主任，武汉大学财税与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）
个人所得税纳税地问题看似微不足道，却是税收理论的重要问题，也是关乎纳税人利益的关键问题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第九条规定纳税人的单位是个税的扣缴义务人。单位在所在地缴税，但个人可能在家乡接受教育，在另外的区域居住生活，纳税人对家乡和居住地提供的公共服务部门（政府）没有缴税义务。由此带来了个税纳税地之争。
年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，个税改革全面启动，个税起征点大幅提高，三档低税率级距大幅扩大，引入子女教育等6项专项附加扣除。财政部官方称，这些减税举措使2.5亿人受惠，其中超过1亿人不用再缴纳个税，减税规模超亿元。年疫情之年，全国税收收入下降2.3%，但个税收入不减反增达到亿元，同比增长11.4%。今年个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7.5%，成为排行第五的税种。个人所得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越来越重要。
在排行前四的税种中，除了消费税部分来自零售端，其他都是间接税。间接税是针对生产流通过程，向生产商、销售商、服务商征收的税收，消费者几乎感觉不到税收的发生。与此对应的是直接税，直接税向个人直接征收，纳税人有直接的“税痛感”，因而也有助于激发纳税人关心对应的公共服务，这是“纳税人意识”。个人所得是当前最大的直接税，因而也是唤醒纳税人意识的最主要税种。
个人所得税可能是现代税制中最早的税种。国家在经得人民同意后筹措财政资金，首先想到的是向富人征税。从源头起，税收对应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。现代社会里，个人向政府纳税，换来的是政府向公民提供安全、交通、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服务。税收约等于纳税人获得公共服务的对价。
税法规定纳税人的单位是个税的扣缴义务人，纳税人的缴税应由支付方——单位、公司负责。但纳税人到底应该向居住地、工作地还是家乡的公共服务部门纳税呢？原理上，哪个政府向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，就应该向哪个政府纳税。但这样的对应关系是无法绝对化的。人是流动的，我们不仅日常在居住、工作、生活娱乐中流动，也会有旅游、商务活动的跨区域流动。另外，政府的公共服务是无形的，既不能绝对限制边界，更不能等比例分配。由此，区域之间尤其是城市各行政区之间的税收矛盾客观存在。比如北京的一位纳税人住在通州区，但工作在朝阳区，按照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征管规定，税缴在单位所在地——朝阳区。显然，而为纳税人提供了生活设施、安全保障、医疗教育等等公共服务的通州区政府没有获得直接回报。
再比如稿酬所得，由于全国的出版、文化、娱乐单位大量集中在北京和上海，我国的稿酬产生的所得税高度集中于这两个城市。年个税中的稿酬所得北京占43.26%，上海占17.90%，其他28个省级单位加起来还不如北京的多。而这些作家、演员纳税人却并不都在纳税地生活，他们的居住地和家乡也享受不到这笔税收。
“纳税地之争”是税收理论中的世界性难题。一般而言，纳税人为单位做出的贡献，体现在工作单位的获利和增值里，在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等税收中间接支付了公共服务价格。而纳税人的基本公共服务是由居住地公共部门提供的，这对于居住地是不公平的。
世界上主流的方案是纳税人在居住地纳税（被称为纳税的居住地主义原则）。为了尊重纳税人，尊重实际情况，有些国家规定纳税人可以在居住地和工作地间选择纳税地，也有的国家会规定一个基本比例留给居住地。
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是国家税种，税收收入归国家财政，按一定比例与地方分享，目前的省级分享比例是40%。国家税收由中央统筹管理，这在一定意义上对冲了上述税收不对等的差异，但对于分享留存部分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仍存在矛盾。
在人口自由流动的现代社会里，绝对准确的税收对应关系是做不到的，因此尊重纳税人意愿应该成为最优选项，也即将纳税地选择权交给纳税人。
在我国还有一个特殊的矛盾，就是公共服务的户籍差异，从纳税人角度被称为“同税不同权”。由于我国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，在跨户籍地域的人员流动中存在公共服务不平等问题。非户籍的务工人员，在有些关键性的公共服务上得不到公平待遇，比如外地户籍人员购房受限、购车受限、子女入学受限、社保待遇不一致等等，但税收制度却是完全一致的。十年前就有一篇呼吁“同税不同权就退税”的网文引起网民